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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奇人:被蒋介石通缉 煽动我军两个师叛乱

 
发布日期:2015-08-26  来源:互联网  作者:微创网  浏览次数:1056
 

民国奇人:被蒋介石通缉 煽动我军两个师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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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3月,傅秉勋窜逃到川西,策划国民党夏斗枢部两个已经起义的师叛乱。不久后与军统成都站站长周迅宇等三人结拜为兄弟。经周迅宇向毛人凤疏通,台湾不但撤销了对傅秉勋的通缉令,恢复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还来电加封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成了周迅宇的“得力助手”。

  “中国有几个台湾? ”

  1952年6月2日深夜,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望着对面而坐的来京汇报工作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问道:“中国有几个台湾?”

  贺龙正欲开口,毛泽东说:“福建省以南有个台湾省,叫大台湾,四川省西北有个黑水,叫‘小台湾’。要解决大台湾的问题,你们要首先解决‘小台湾’的问题,小台湾是通向大台湾的。”

 


 

  几天前,美联社和香港的报纸报道《傅秉勋在中共后方黑水拉起十万大军》,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切。

  6月15日,毛泽东指示返回重庆的贺龙:“就全国的军事大事来说,在本年度是抗美援朝第一,进军西藏第二,黑水剿匪第三。”

  黑水剿匪作战预案报到北京,中央军委复电指示:宜集不宜赶,对黑水用兵要慎重,兵力不足不要贸然进攻,切忌再把集结黑水的土匪赶往其他地区。这个复电既是布置又是婉转的批评。川西军区派兵三进懋功,虽平定了匪患,但用赶羊的办法把懋功两万余匪众赶到了四周,特别是匪首傅秉勋的漏网,使相邻的黑水聚成了西南最大一股土匪。

  中央军委同时电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于川、甘边藏区扫荡甘南藏族自治区境内之匪,配合西南军区在南线黑水歼敌。

  随后,西南军区抽调2.1万人的兵力,同时命令空9师战斗机4架、空8师轰炸机5架、空13师运输机1架,配合地面作战。从西南公安部队司政机关和川西军区司政机关抽调人员,组织“川西军区黑水前线指挥部”,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委郭林祥为前指总指挥兼政委,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为副总指挥,茂县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任明道为副政委,川西军区参谋长唐健伯为参谋长,分别组成西、东、北三个指挥所兵进黑水。朱德总司令由北京飞抵重庆,坐镇总揽全局。

  黑水有个头号匪首

  黑水头号匪首是“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傅秉勋。

  傅秉勋是四川仁寿人,佃农家庭出身,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后,曾任胡宗南部排长、连长、营长直到升任少将师长,后转赴四川军阀杨森部出任军长。两年前,他眼见时局维艰,又与四川军阀杨森交恶,一气之下将军费席卷一空,不告而别。蒋介石大为震怒,开除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国民政府也以“携款潜逃罪”而通缉他。

  1950年3月,傅秉勋窜逃到川西,策划国民党夏斗枢部两个已经起义的师叛乱后不久,即被川西军区剿灭,傅秉勋逃出。后与军统成都站站长周迅宇等三人结拜为兄弟。经周迅宇向毛人凤疏通,台湾不但撤销了对傅秉勋的通缉令,恢复其黄埔学籍和国民党党籍,还来电加封他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249路中将副总指挥”,成了周迅宇的“得力助手”。


 

  面对解放军的强劲攻势,周迅宇打算长期潜伏下来,傅秉勋却坚决反对。他认为黑水地区民风强悍,道路艰险,加之地处甘、青、川三省边界,进可攻、退可守,是一块天然的“游击根据地”。两人矛盾无法弥合,傅秉勋用武力胁迫绑架了周迅宇的报务组长袁正宏,偷走电台,带着一些残部,制造了“马尔康血案”后,径奔黑水而去。傅秉勋窜到黑水后,致电台湾。同时,他自我转正,打出“中将总指挥”的叛旗,扩充实力,很快聚焦到3000名残匪,对外号称拥有10万余人枪。

  黑水的藏族头人苏永和面对共产党大军压境,本来采取了骑墙态度。他的藏名是道尔吉巴桑,原为黑水沟半头人。经过20多年的残酷厮杀,他最终成了黑水地区藏族最有势力的大头人。清乾隆皇帝颁给原黑水最高统治者梭磨土司的金印,虽已落入苏永和手中30余年,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直未予承认。大西南解放后,这个黑水头人怀藏金印,取悦两端。他一面收容傅秉勋叛匪,一面接待中共茂县地委派往黑水的工作组人员。

  6月16日,黑水芦花官寨。傅秉勋收到蒋介石的册封电报后,立即向苏永和宣读、祝贺。次日,铁心跟着傅秉勋叛乱的苏永和扣押了以戈一为组长的茂县地委驻黑水工作组,查封了工作组的电台和武器,彻底投向了国民党残匪的怀抱。

  “陆上台湾”美梦破灭

  7月20日早晨7时,围剿黑水叛匪的总攻号角吹响了。东、西、北三线解放军按预定部署同时出击。

  傅秉勋看到大势已去,带着自己的人马溜之大吉。苏永和走投无路,最终下山投诚。

  8月16日,傅秉勋虽被解放军独4团一个连队发现,但傅带卫士陈万林逃脱。

  随后,傅秉勋和陈万林被几个牧民活捉。那个地方名叫“安曲独马寨”。第二天,独马寨的土司下令将两人绑送到查理寺贡汤活佛处。贡汤活佛是个爱国的上层头人。傅秉勋刚到黑水时,曾谋划刺杀他,两人仇恨较深。9月26日早上,距离查理寺还有15里时,傅秉勋从押送自己的藏民交谈中发现,是要把他交给查理寺的贡汤活佛。傅秉勋吓坏了,走到一条小溪边,傅秉勋故意栽倒在水中。溪水只有齐腰深,当时只要拉他一把,便可得救,他自己也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傅秉勋不一会儿竟淹死了。


 

  当时,傅秉勋化名“唐有余”,陈万林化名“陈志先”。傅秉勋淹死后,陈万林被转押到了阿坝。剿匪部队得知这一情况,一面打捞出尸体,一面电告前指。前指参谋都爱国见电报后,纳闷很久,查遍3000余土匪名单,并无“唐有余”这个人。后据陈万林交代,证件是台湾伪造的,“唐有余”就是傅秉勋。为了保险,都爱国又反复对比照片,最后综合各种情况,认定“唐有余”就是傅秉勋。

  1952年9月23日16时,黑水剿匪前指正式向川西军区、西南军区、中央军委、党中央发出黑水剿匪战役取得胜利的总结电报。此役,共歼匪3600余人,缴获枪支4500余支、六○炮9门。蒋介石建立“陆上台湾”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毛泽东关注的六个土匪都是谁?包括双枪老太婆

  土匪现象是旧中国的国情之一,乡下的土匪多如牛毛。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在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也许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农村,更了解土匪了。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斗争中,我军共剿灭土匪260余万。对毛泽东来说,这260余万绝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相当具象的人。从他关注过的6个土匪身上,集中体现了剿匪斗争中党对各类不同土匪的不同政策。

  先从藏族匪首项谦说起。为让这个桀骜不驯的头人归顺,青海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达20多份。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委的习仲勋自始至终指挥对项谦的劝降工作。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是七擒孟获,你是九擒项谦啊!”


项谦

 

  实际上,对项谦的劝降是17次,加上进剿后的1次,共18次。

  项谦是昂拉(青海尖扎县一藏族部落名)第十二代千户(世袭官职,金设,元袭,明废,唯封少数民族头人)。1949年9月,我1军进军青海,军管会明确宣布承认其千户地位,一切照旧,项谦表示愿意合作。但在见到“青马”(马步芳)残余送来的金银和枪支后,他见利忘义,被匪特委任为“西北反共救国军”第2军军长,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我区、乡政府,杀我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背信弃义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域。1950年夏天,18军将要进军西藏,敌特正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的谣言,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兴师动武,正中其下怀。他打电话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反复叮嘱:“对项谦,要采取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政策应该更为宽大。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

  从1950年9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政府先后6次派人劝降项谦,不仅毫无效果,其气焰反而更加嚣张,居然进攻我驻军,很多人因此沉不住气了,要求出兵。习仲勋答复:“千万不要打。要请喜饶嘉措大师做工作。”

  喜饶嘉措在佛学界享有极高声望,达赖、班禅均尊之为师,蒋介石、杨森等无不待为上宾。第七次劝降由他亲自出马,可项谦竟将他晾在一边,置之不理。9月1日,藏传佛教领袖班禅的代表和塔尔寺代表一行10人,手持班禅等人的联名信,前往昂拉进行第八次劝降。劝降代表愿对其吃咒具结,项谦竟以辱骂作答,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3个小时,且派人持枪埋伏在路上,企图谋害劝降代表,因密泄未遂。


 

  项谦的大逆不道,引起正在西宁参加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的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首领的公愤,强烈要求政府出兵剿灭项谦。省委书记张仲良也坚决主张打,报告西北局,要求出兵,并言已做好出兵准备。9月11日凌晨,习仲勋以西北局名义复电青海省委并告张宗逊(西北军区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司令)并报中央,强调“未得中央复示前,万不可擅自兴兵。”“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部落开头一枪是很难决定的。”“即使打了胜仗也伤民族感情。”批评青海“对昂拉问题早做宣传是不策略的”,“会陷自己于被动”。

  青海省马上对出兵叫停,进行第九次、第十次劝降,项谦竟集中近2000骑兵向劝降代表示威。青海省委再次请求出兵,习仲勋答复:“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有的政治条件。”于是又先后进行了6次劝降,可项谦依然故我。至此,已劝降16次了,还继续吗?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又派出了第十七次劝降代表团,结果还是被拒绝。

  此时,昂拉部落内部的藏民也忍受不了项谦了,其参谋长、隆务寺经师诚勒活佛逃出来,找政府请求出兵征讨。西北局请示中央,4月13日,中央指示:“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并指出,“军事清剿还是为了进一步政治争取项谦,只要项谦悬崖勒马与匪徒脱离关系,人民政府仍予以宽大处理,保护其生命财产和千户职位。”

  5月上旬,我1师师长罗坤山指挥部队全歼项谦匪部,项谦丢下家人,逃到同仁县南乎加该的森林中。尖扎工委准备了两手,一面派人继续争取,如争取不成,另派人杀之。“共产党不能这样做!”习仲勋得报后立即追问:“准备杀项谦的人是否派出去了?如已派出马上召回。”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于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更多的藏族头领,也主要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尖扎工委派其11个被我宽大释放的亲信带着其家属信前往说降。项谦见人见信,老泪纵横,于7月11日带着10个保镖下山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此后,项谦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


 

  对少数民族匪首特别宽大,毛泽东特赦贵州布依族女匪首陈莲珍(陈大嫂)又是一段佳话。她年轻时被誉为“布依第一美人”,能骑大马,打双枪,多次从我围剿中脱身,被抓获后群众纷纷要求杀之。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达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说到此事。“不能杀!”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于七擒七纵。我们擒了陈大嫂,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都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陈莲珍被赦免后,劝降了20余名土匪,其中5名匪首。


 

  “云南王”龙云是彝族人,在香港声明反蒋拥共,其唯一留在国内的第三子、昭通“尹武纵队”司令龙绳曾也宣布起义,被我任命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但他暗中接受了蒋介石委任的“滇东军政长官兼滇黔川康剿共总司令”之职,网罗土匪,发动叛乱,在攻打警备司令部(43师兼)时被击毙。龙云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子被打死,上下都不好交代,一直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这件事,派龙云主席回云南处理。”龙云回到昆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看到蒋介石给龙绳曾的委任状和他们之间的来往电报后,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我这个儿子很坏。”


 

  对汉族土匪,毛泽东也是按政策区别对待的。他点名“一定要活捉”的匪首是井冈山的萧家璧。此人是遂川县大土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就与红军作对。错杀袁文才、王佐后,他占领了井冈山直至江西解放,一生杀人无数。1949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江西剿匪的48军:“一定要活捉萧家璧,不要死的。”142师将其活捉,11月11日在遂昌公审处决。


 

  毛泽东批示要保的匪首是“湘西王”陈渠珍。此人是个亦官亦匪,功罪分明的人物。作为湘西土匪的领袖,他横征暴敛,同时又给湘西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贺龙率红二军团长征时,他一面让开一条路,一面又尾追不舍。湘西解放时,经湖南省委和47军多次劝降,特别是在贺龙带口信后,他宣布起义,被增补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在京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宴请并专门召见他,赠予抽水机等几十件农业机械,鼓励他为建设湘西作贡献。而在镇反时,有人要把他当反革命镇压,毛泽东批示:“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这个批示救了他一命。


 

  大名鼎鼎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是毛泽东想保而没法保的一个匪首。她是辽宁岫岩县人,一个腰插双枪充满传奇的抗日英雄,抗战时期的著名新闻人物,其队伍曾被聂荣臻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国共双方的领导人都与她有交往。重庆解放前夕,蒋经国请她出山,留在“敌后”与共产党打游击。70岁的她在四川什邡拉起土匪队伍,杀了我200多名农会积极分子和群众,两次攻打什邡县城,被我179师537团活捉。报到北京,周恩来打电话为之说情,但被杀的200多人的家属不答应,终被枪决。毛泽东批示,善待其家属。随即将其家属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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